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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无聊的事情中，法律可能是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。

说到法律，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那些严格的规定或者充满敬畏。然而，之所以有一些关于法律的讨论，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和工具，可以用来规范和解释每天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或奇妙的事情。

法律不是的，但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一些法律。

40岁的律师安祥(音译)在腾讯新闻上谈论法律已经有一年多了。他的知识涵盖了从各种极端杀人事件到父母之间的矛盾纠纷，从法律常识的普及到具体案例的分析等热点。

在普法视频的镜头中，一米九的安祥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侃侃而谈，给人一种律师特有的安全感。离开镜头时，他有时会出现在自己内容的评论区，与好奇的网友隔空对话。

十多年来，安祥从事公务员工作，参与法律援助。现在他在北京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。

同时，他还积极参与面向大众的普及活动，2020年成为腾讯新闻的知识官。在自媒体和短视频不那么繁荣的时候，他经常以法律嘉宾的身份在央视、北京电视台等媒体法制节目中进行普法。

安祥认为，成为普法创作者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自己的声誉，更在于通过媒体发声，帮助社会更好地发展。

那么，作为地球上最有争议的专业人士之一，律师是如何创作知识型内容的呢？本期，全媒体集团(ID:quanmeipai)发布了与腾讯新闻知识官、北京德祥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祥的对话，了解有温度、有态度的职业律师如何做好普法工作。

安祥律师普法视频。图片来源：腾讯视频

以下是安祥律师的口述内容。

我只想做点什么

1999年，我进入大学法律系一年级。说实话，我在学校的成绩一般，完全享受大学生活。我去了足球、篮球、登山等社会组织。其实认真学法律应该是在工作。

毕业后去了西城区司法局。2003年10月1日，我国开始实施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。我觉得我还是有正义感的，所以找到这样一个直接维护公平正义的渠道，我很激动。我一点也没有夸张，而是真的很兴奋。我觉得这样更符合我自己做法律的初衷。

我去找领导申请能不能去法律援助中心，因为法律援助中心是事业单位，我是政府公务员。一般只有人想从事业单位转到公务员，没有人想从公务员转到事业单位。而我是后者，一部奇葩。

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。我跟领导说，你不能把我变成职业编辑也没关系。我只想做点什么。

后来领导很感动，就真的把我放到了法律援助中心，保留了我的公务员身份。份工作是在法律援助中心一线接受咨询，几个月后开始承接一些法律援助案件。

2004年1月至2011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办理了很多案件，很多负责法律援助的人也逐渐知道西城司法局有个安祥，生意还不错。

2014年辞职下海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成为社会上的专职律师。

这与原著的性质不同。以前我拿纳税人的工资，做固定的事情。我不用担心别的，我只需要把生意做好。但是，作为律师事务所，既要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，同时也要处理好律师如何执业的问题。

在这一点上有很多选择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？这是我开律师事务所时问自己的个问题。

我希望我能对得起这个世界

最后，我的选择是，不仅要让律所有活力、有发展地运行，让更多的律师进入我的律所，让大家改善生活，还要引导律所的整个方向朝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。这不仅包括在收费案件中做一些事情，还包括在公益案件中做一些干净的事情。

也许一个人会因为在一定时间内不谈德行而收获很多，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人这样做，那就完了。

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认为我不需要这么做。很多人更信任你，是因为他们的正义感，因为他们有所作为，却无所作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律师没有底线，可以对对方为所欲为，这样的合伙人值得信任吗？

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界限和底线的，其实所有行业都是这样。如果每个行业的人都追求短视的利益，不考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行业的壁垒会变成互相伤害的资本。

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办理过违法欺负对方的案件；有些客户认识我，带着钱来，我不接。我不一定需要每个律师都像我一样选择。我做了自己的选择。我希望我能对得起这个世界。

有空闲的时候，我会指导你多做一些公益案例。当一个组织承担了社会责任，它就有了更多的能量。

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是第七年了，从人员和业务量的增长、收入的增加、对公益的坚持，一直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。我觉得和事务所——的定位有关系，不仅希望能改善人们的生活，还能让人们有一个奉献、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平台。

应该允许律师为“坏人”辩护

保持职业道德是职业要求，但同时作为一个人，也要保持本色，不能随波逐流。

如果我告诉你我对“强奸幼女”一案不认罪，你会不会立刻觉得自己在你面前像个动物？

作为一个正常人，我肯定会有这种反应，但作为一个律师，到现在，我还是会堂而皇之地说，应该允许律师为“坏人”辩护。因为判断本身就是判断这个“坏人”是不是真的坏人，如果省略这个程序，对大家都不公平。

当然，律师代理这么多案子，可能会陷入人身危险。虽然以我的体型直接威胁我的人不多，但是其他一些当事人看到我就害怕(哈哈)。

有一次，我处理一起土地承包权纠纷，和对方谈判。对方是个小黑社会。一个有很多马仔的老板，非要逼我们签“不平等条约”。当事人一定很害怕。我给当事人加油，说从法律上讲，对方不讲理。原来的协议对当事人保护的很好，所以对方强行更改合同。

当对方最后发现我们没吃这一套的时候，一个小男孩站起来说，如果你们今天不签字，就把你们的车开走。我只是看着他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埋在郊区？你算算这件事有几十万的纠纷，你把我们五个人埋了值得吗？

聊了这么一会，大哥一点都没吃，马上开始拉着我的手，和蔼地说：“安律师，你得帮帮我们。对我们来说也不容易。”

更多的时候，一些当事人是带有攻击性的，这是一种“诡计”。

有很多诉讼和职业病

当律师的时候，经常上法庭，或者看到社会上负面的东西。每天，你都面临着坏人和坏事。你基本上没有被要求做好事。尤其是有时候很容易把客户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会陷入负面情绪。

前段时间我处理离婚纠纷的时候，夫妻本该是一片森林里的鸟。结果我离婚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分头飞，而是射出毒箭。这让我感到很难过。

有时候感叹世间的恶，人的心中的恶，会有一些失望和失落，甚至短时间内会有一点软弱，这在法律上是没有的。

法律上，事实和证据处理得很好，辩论的口才也不比别人差。这是工作，但没有感知和感觉就不能工作。当你静下心来，让你的感情在你的心灵中自然流淌，就会有一种悲凉的色彩。

我觉得职业病的问题还是和大家的做法有关。一个职业肯定会带来这个职业的色彩，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美好的事情会有很多，也有消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时刻清醒地看待自己。

不要把工作中看到的世界当成整个世界，不要把看到的概率当成真正的客观概率。

律师为什么要创造知识？

早前我讲了很多作为律师的故事和价值观，那我为什么在做律师的同时选择做一个面向社会的普法创作者呢？

一方面对我的事业确实有好处，会带来社会知名度。我一点也不害怕承认这种实际效果，非常乐意承认。我觉得这是当律师有一定能力的时候，人们知道你是一个好律师的必然过程。

有人在流量上花钱，但我还是有自己的标准。我不在交通上花钱。不管最早是什么时候在微博，什么时候去电视台做客，现在和腾讯新闻的合作，包括平时一些大媒体的采访，都是不花钱买的，基本都是口碑。

另外，从理想的角度来说，我可以通过媒体说话，这样我的意见可以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有所帮助，这是我真正感受到的。

以2018年高铁占座事件为例。我应该说我最早会在面试时被拘留。

当时一名男子躺着坐在高铁上部，很多网友说，这不是违法吗？你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吗？

媒体记者采访我时，我说铁路各部门都配备了铁警，铁路警察也有执法权，甚至有执法义务，必须依法执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引用了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条款：扰乱公共秩序的拘留和罚款。

相信这样的回答，应该会对铁路部门原有的执法理念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当事方被直接拘留。此后，几乎所有无端占座的行为都被直接拘留处理。

所以，霸权看似众多恶行中的一件小事，但对人们心中公平感的建立还是有很大影响的。

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杀人放火这样的大事件，但他们是否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和法律在他们身边的作用，其实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任。

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法律和正义是可以做到的，那么每个人自然会做更多的好事。如果他们都杀人放火烧了金腰带，修桥修路没有尸体，谁来做好事？

“高铁霸座”事件让我觉得一件法律知识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，所以希望通过媒体和平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，帮助大家避免对法律的一些误解。

输出内容时，需要表达态度

有网友说，安祥更大的特点就是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判断。

对我来说，有必要表达我的态度。作为一个输出内容的人，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我只对法律负责，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听。我不想所有人都同意我。

当我次提出我的观点时，人们会想：“嘿，这个律师站着说话很容易。”第二次和第三次，更多的人会同意我的观点。这个变化是有过程的，所以要虚心接受。

至于解释的准确性，可能跟我一开始在法律援助中心做了很多年的一线法律咨询有关。做好法律咨询是最难的，需要随机应变。

我觉得律师应该有一定的社会经验，有比较全面的视角，有深入思考的习惯，这样才不会特别冲动和单薄地看待一个问题，而不会只以你自己的日常规律来看待问题。

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去年包的例子，那个女孩刚刚超过14岁。在当时，如果她超过14岁，并且没有违背女方的意愿，那就不是强奸。另一个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的极端暴力犯罪，根据刑法规定，14岁以下不能定罪。

当时我在腾讯新闻写了一个简短的内容，说这两个14年的标准已经成为亟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。

安祥律师在腾讯新闻发表了他对14岁标准的看法。图片来源：腾讯新闻APP

2021年，调整了“两个14岁”的标准。一是对14岁到16岁之间有照顾责任的人有单独的性惩罚条款。另一个是12到14岁。如果不良行为导致他人受伤或死亡，也要追究刑事责任。

我觉得我做的普法和评论事件的法律分析，可能不会直接改变什么，但是起到了发声的作用，相信会有影响。

我想做一名普法律师，而不是一个懂法律的媒体人

也有网友问，其实在社交活动中可以推广的点也差不多。作为创作者，会有疲劳吗？

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法律包罗万象，还有很多话要说。而且，法律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，有着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。作为一个法律人，你不明白你说了什么，但你愿意再谈一次，你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无聊。

事实上，我不需要重复公众法律知识的重要性。维护社会生活权利的底线是法律，行为的底线也是法律。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，你必须做什么，你不能做什么，所以你不能活得很好。

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无论是从宣传推广的角度，还是从用法律思维影响社会的角度，都要跟上媒体发展的步伐。我在传统媒体，受众以中老年为主。现在如果和腾讯新闻合作，中青年受众会更多，他们都是我普法的对象。

我也喜欢录视频的方式，这是我个人化的东西，我可以自由应对，正好符合大家现在收集信息的习惯。人们更立体地接收更丰富的信息有什么不好？

当然，有些平台太快餐化，甚至没有时间把一件事解释清楚。它们必须被泄露，这将失去法律知识的严谨性，甚至导致误导。这是不能接受的。

每个人养成沉下心来认真获取信息的习惯是对的，但越早越好，尤其是法律。

说到视频，有人问，近两年像罗翔这样的普法内容创作者特别受欢迎。我会期望成为像他一样的网络名人普法吗？

我不指望在网络名人中成为一名法律从业者，这可能会对整个工作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有积极的一面，也有消极的一面。

比如，我带着人气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有时候被人认出来就觉得不知所措。我真的成为了像罗翔这样的名人，疫情结束还要戴口罩，很头疼。

希望大家知道的是，这位律师有温度、有态度、有敬业精神，而不是靠媒体效应和流量生存。

我也希望做一个被别人熟知的好律师，而不是一个懂法律的媒体人。